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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個中國歷史上，一直就有人願意在山裡度過他們的一生：吃得很少，穿得很破，睡的是茅屋，在高山上墾荒，說話不多，留下來的文字更少──也許只有幾首詩，一、兩個仙方什麼的。他們與時代脫節，卻並不與季節脫節；他們棄平原之塵埃而取高山之煙霞；他們歷史悠久，而又默默無聞──他們孕育了精神生活之根，是這個世界上最古老的社會中最受尊敬的人。
中國人一直很崇敬隱士，沒有人曾經對此做出過解釋，也沒有人要求解釋。隱士就那麼存在了：在城牆外，在大山裡，雪後飄著幾縷孤獨的炊煙。從有文字記載的時候起，中國就已經有了隱士。
中國人說，他們的歷史要上溯到五千年前的黃帝時代。黃帝是目前人們所知的最早的黃河流域部落聯盟的首領，後來這些部落的人民把自己稱為中國人。但是黃帝是從兩個隱士那裡，學會了怎樣戰勝敵人和延年益壽的。從西元前二七○○年到二六○○年，他統治了一百年。大約與此同時，埃及建造了第一批金字塔。 黃帝乘龍回歸了仙班。此後，中國新生文明的領導權又經歷了幾代人。大約在西元前二三○○年時，傳到了堯的手中。兩千年以後，孔夫子稱讚堯是最有智慧的人，因為他略過了自己家族的成員而選擇了一位隱士作為繼承人。西元三世紀，
皇甫謐在他的著作《高士傳》中，記述了這件事情：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屍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屍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
許由沒有接受堯的建議，為了清除這席談話可能殘留的影響，他到河邊洗了耳朵。但是堯決意要找到一個品德優秀的人，於是他又去接近另一位名叫舜的隱士。舜接受了堯的禪讓，後來他也去找了一位隱士來做他的繼承人。《高士傳》又一次記載了這一事件：
（及堯受終之後，）舜又以天下讓卷（善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從之，不賞而民勸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靜，不知怨，不知喜。今子盛為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調五音之聲以亂民耳，丕作皇韶之樂以愚民心，天下之亂，從此始矣。吾雖為之，其何益乎！予立於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去，入深山，莫知其處。
皇甫謐所記載的這兩個故事，是從《莊子》以及其他西元前四世紀或更早的著作中擇取的。看起來中國人似乎從開始記錄中國文明早期領導者的軼事的時候起，就已經同時記載了隱士的故事。在過去的兩千年裡，他們一直重複著這些隱士統治者的故事──如果不竭力去仿效的話，那麼他們就將其視為理想人物，珍藏於心中。當然了，密集的群山是不會像人這樣做的。但是這些故事的目的不是為了創造一個隱士社會──姑且假定這是可能的──它們是針對那些行使權力的人的。它們所傳達的資訊是，權力的傳遞應該建立在美德和智慧的基礎之上，而不是裙帶關係。
這些故事構成了中國最早的政治批評。但是它們不僅僅是故事：真的有人更願意選擇荒野，而不是文明。這正是世界各地隱士傳統的基礎。而中國隱士傳統與眾不同之處在於，隱士在他們所遺棄的那個社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我自己開始瞭解中國的隱士傳統是在一九七二年。那一年，我離開了美國，搬到了台灣。台灣在上海的南面，香港的北面，與福建海岸遙遙相望。抵達之後沒幾天，我就開始了在一座佛教寺廟裡的生活：天亮前就起來誦經，夜晚聽鐘聲，一日三餐素食，一個房間，一張床，一頂蚊帳，沒有鈔票。如果我的腿太痛了，或者對禪墊感到「深惡痛絕」時，我就讀書。
除了佛經之外，我也讀儒家和道家的書。那些書裡有很多生活在山裡的中國古代隱士的故事。我非常喜愛這些故事。我能夠理解有的人什麼都不想要，而只想過一種簡單的生活：在雲中，在松下，在塵廛外，靠著月光、芋頭和大麻過活。除了山之外，他們所需不多：一些泥土，幾把茅草，一塊瓜田，數株茶樹，一籬菊花，風雨晦暝之時的片刻小憩。從黃帝時代算起到現在，中國一定有上百萬隱士了。但是，讀他們的故事時，我很懷疑他們能不能活過二十世紀。每當我問起台灣的和尚，他們都向我保證說，中國隱士已經不復存在了。經過一個世紀的革命、戰爭和壓迫之後，他們怎麼還能夠存在呢？但是，我仍然懷著疑問。
三年後，我結束了寺院生活，自己隱居在一竹子湖的山村裡。從那裡可以俯瞰台北盆地。與此同時，我開始著手翻譯一些中國古代隱士的著作：寒山、拾得、豐干、石屋和菩提達摩。十二年後，即一九八七年冬，台灣政府解除了到中國大陸旅遊的禁令，島上的人民紛紛開始探望他們長達四十年沒有見過面的親友。
一九八九年春，我決定加入這股人流，不是為了探親，而是為了尋找隱士。當一位和藹的贊助人願意為這趟考察旅行提供費用時，我打了電話給在美國的史蒂芬•約翰遜。早在兩年前，他曾經向我表示，如果這樣的旅行能夠成行，他願意作為攝影師跟我一起去。他沒有改變主意，於是我們約好兩星期後在香港碰面。我找出自己的舊森林背包，讓人釘上了新帶子。同時我也開始仔細研究地圖，尤其是那些註明人口密度的地圖。我不知道到哪裡去找隱士，但是我猜想，如果還有隱士，那麼他們一定會在山裡。但是哪些山呢？即使我們碰巧找對了那座山，我們又怎麼能找到正確的路徑，更何談那些隱士的茅屋呢？而且他們會歡迎來訪者嗎？尤其是兩個揮舞著答錄機和照相機的外國人？還有，當局會不會試圖阻止我們？一大堆問題。沒有答案。
在中國古代，隱士群體的升降沉浮是與來自都城的「風的變化」息息相關的。我想，動身進山前，我們也可以試試風向。在香港碰面後，史蒂芬和我飛往北京。我們是在四月的最後一天到達的，此前幾天，北京學生發起了結束政治腐敗和社會壓迫的運動。北京的一位德國朋友提出讓我們分享他在城郊頤和園裡的膳宿設備，我們高興地接受了。
通過新形式的對外貿易，中國保持著持續發展的趨勢，它已經開始把過去的幾處皇家園林出租給其公司能夠承擔起這筆費用的外國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的朋友恰好住在過去江青住過的那套寓所裡哻。 第二天，我們參觀了廣濟寺。廣濟寺是中國佛教協會的所在地，因此我推想，這兒可能是個開始我們的考察的好地方。我問佛協的副會長周紹良，他是否知道我們到哪裡可以找到幾個隱士。他還沒有來得及回答這個問題，廣濟寺的方丈淨慧法師哷說，他曾經聽說過西安附近的終南山裡有隱士。
我對西安地區不熟悉，正想再多打聽點兒消息，可是就在這時候，周紹良說話了。他說，中國已經沒有任何隱士了，在終南山或其他山裡漫遊，不但毫無益處，而且很危險。與此相反，他建議我們去參觀中國重新活躍起來的幾個禪修中心。他很有耐心，寫下了四個這樣的寺廟的地址。我謝謝他的幫助，大家道別。出去的路上，我向那位方丈問訊。他那淡淡的微笑，至今我依然記得。
兩天後，史蒂芬和我參觀完了城北的長城，回來了。我們的火車要去位於北京西北的古代佛教中心大同，離開車還有四個小時。但是那一天是五月四日，是現代中國第一次學生運動的七十周年紀念日。街上擠滿了遊行者，離火車站還有一英里，我們的計程車就進不去了。我們別無選擇，只好下車，背上背包，開始沿著東長安街，擠出一條路來。那天天氣晴朗。我們能夠聽到小鳥在吱吱喳喳地叫，自行車的鈴聲在響。每個人都在笑，我們陶醉了。
第二天早晨，我們痛苦地在大同醒來。大同是最沉悶無趣的城市之一，在其城外山腰上，有一千五百年前雕刻的巨大的佛像。關於這些佛像，我所留下的唯一的印象是，它們是多麼幸運，有人那麼有先見之明，在岩洞附近種植了很多丁香樹。丁香正在開花，根部有空隙，可以從下面爬過。
第二天，我們第一次冒險進入農村，去遊覽恆山。恆山是中國五嶽中最北的一嶽，也是古代隱士的家。它的風景確實是夠優美的了，但是我們沒有發現任何地方有隱士居住的跡象。
次日，我們動身向南去五台山。五台山是大智文殊師利菩薩的古道場，也是中國佛教徒所選定的四大聖山中最北的一座。五台山位於蒼茫大野的中間，我們想，那兒可能有隱士居住。
可是事實卻並非如此。視野裡幾乎沒有一棵樹。我推斷：沒有森林，就沒有枯枝；沒有枯枝，就沒有木柴；沒有木柴，就沒有茶；沒有茶，就沒有禪；沒有禪，就沒有隱士。儘管五台山上大寺廟的方丈們可能不同意我的推理，但是卻同意我的結論。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是壽冶長老的朋友。壽冶長老曾經是這座山上一座最大的寺廟的方丈，也是我在紐約第一次皈依佛教三寶的見證師。他們先後向我保證，如今所有的和尚和尼師都生活在寺廟裡。據他們所知，五台山上或中國其他任何山上，都沒有隱士。
參觀最後一座寺院時，我攔住了一位老和尚，他正在幫忙修復「文化大革命」期間被紅衛兵毀壞的一座寺廟建築。當我向他重複我的老問題的時候，他說：「當然中國還有隱士。」我的心臟停止了跳動。然後他又說：「但是當你遇到他們的時候，你認不出他們；除非他們願意讓你找到，否則你就找不到。」說完，他哈哈大笑，繼續工作去了。我不知道說什麼好，那天晚上，直到很晚我都沒有睡著，一直在惶惑我們怎麼能找到不願意被找到的人；還有，為什麼我沒有早點兒想到這一點。
第二天是文殊師利菩薩聖誕，我爬上了那一千級石階，到他的聖殿表達我的敬意，並祈求他在我們的考察過程中加持我們。很顯然，我們眼下就需要幫助。香燃盡之前，我們上了一輛公共汽車，向南出發。我的思緒再次轉向老和尚說的話上──隱士們不願意被發現。我們到底在中國做什麼呢？顯然，此刻我們不得不放棄邏輯。我們是有使命的。
然而，這使命卻被旅遊打斷了。史蒂芬和我飽覽了西安的風光，感到心滿意足──在西安的懷抱中，曾經有十一個朝代在此建都。我們花了幾天的時間滿足了自己的歷史好奇心，之後去參觀最後一個地方：草堂寺。一千六百年前，鳩摩羅什曾經駐錫於此寺，期間翻譯出了大量佛經，質量超群，文辭優美。我不能放過向這位祖師表達敬意的機會，因為我自己是個行者，所以我以居士的方式向他表達了敬意。
汽車在泥濘、車轍縱橫的路上向西安西南行駛了兩個小時之後，我們到達了草堂寺長長的紅牆之外。這些紅牆被麥田包圍著，看起來似乎是最近才修復的。除卻這座寺廟在古時候的名聲，它看起來幾乎不值得我們為到這裡而付出的努力。但是才剛進寺廟，我就因禮佛者數量如此之多而大吃一驚。大殿是這樣地擁擠，我幾乎找不到空隙在鳩摩羅什和釋迦牟尼佛像前問訊。正當我要離開時，一位老和尚從人群外走過來，向我點頭示意──原來他就是草堂寺的方丈，而吸引了這麼多信徒的眼前這一幕場景，乃是因為今天是佛誕。我怎麼能忘了呢？！
領我們參觀了寺廟的庭院之後，方丈把我們帶到他的丈室裡。我告訴他，我們正在尋找隱士。此時，他的幾個弟子也湧進屋裡。他看看他們，然後又看看我。最後說：「我對隱士的事情一無所知。但是既然你們遠道來了，為什麼不參拜一下你們拐入主路以前路過的那座山上的塔呢？那座塔裡有道宣的舍利，他肯定知道他那個時代隱士的事情。」方丈把我們送到大門口，我們依依惜別。
我們回到柏油路上，幾分鐘後，車停在方丈提到的那座山的山腳下。找了幾次路，都走錯了，後來我們找到一位老人，他願意幫我們當嚮導。半路上，史蒂芬和我開始懷疑這座山有沒有頂。小路因為最近下了雨而特別滑，我們幾次跌倒。一個小時後，我們終於爬上了山脊。
史蒂芬停下來拍攝這座山的全景，我則去爬通往那座塔的最後一道坡。我繞著這座小磚塔右行三匝，然後恭敬地向這位大師問訊──是他編撰了中國第一部佛教人物編年史。之後，我坐下來，背靠著塔的正面坐下來，眼前是一望無盡的連綿起伏的山嶺，白雲繚繞的山峰和綠松石色的小溪。它看起來像是最完美的隱居地。但是即使借助望遠鏡，我也沒有發現岩洞。沒有茅屋。沒有小徑。沒有炊煙。 我很失望，但是同時又因為終於置身於山中而感到精神振奮。我往下滑回到史蒂芬休息的地方。我們的嚮導建議從山後的小路下山，那樣走容易一些。這話正中我們的下懷，於是我們就從山後下山了。
大約十分鐘後，小徑繞過一座舊寺廟的泥牆。我們能夠聽到裡面有聲音，嚮導敲了門。門開了，五個年輕的和尚領我們穿過院子，進到一個房間裡，裡面有一張桌子、五個凳子。我們坐下來。他們幫我們倒了兩杯熱水，並往裡面加了一些東西，那東西看起來、嘗起來都像橙汁。
這種古老的待客方式使我精神一振，我又把那個必不可少的問題拿來問主人：「這些山裡有隱士嗎？」 一位和尚答道：「當然啦。你想瞭解哪些隱士？」接下來的一個小時，我們一杯接一杯地喝著熱橙汁，傾聽著一長串名單：有些人剛在山裡過了一個冬天；還有人已經四十年沒有下山了。我們發現了隱士的天堂。臨走前，我問一位和尚這些山的名字。他說：「這裡是終南山。這兒是真修行的出家人來的地方。」
一九五九年，作家賴特（Wright）在他的《中國歷史上的佛教》（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一書中，以此觀點作為結言：「我相信，中國佛教作為一個有組織的宗教，我們正在看到的是它的最後一線光明。」當時幾乎沒有人會反對這種看法。在其後的歲月裡，佛教似乎已經從中國人的頭腦和心靈中被清除掉了。沒有被燒毀或洗劫的寺院和道觀都變成了學校和工廠，倖存的極少數的寺廟被用來駐紮新的寺廟工作組，過去寺廟裡的大部分人都被強迫還俗了。在過去的三十年裡，中國國內和國外的觀察家們都斷言，這場運動是一個巨大的成功，它徹底清除了人民群眾的鴉片和迷信。大多數觀察家已經把佛教視為死去的宗教。每當我跟約翰•布洛菲爾德──他翻譯了黃檗和慧海禪師的語錄，這兩本語錄多年來指導著我的修行──談起這個話題，他都會長歎一聲，然後建議我們談點兒別的事情。 當我開始考慮參觀中國大陸、親眼去看看佛教現狀時，我斷定：如果佛教在中國或其他任何地方還存在，那麼它會更多地會依賴生活在茅篷哸或岩洞裡的比丘或比丘尼，而不是依賴生活在寺廟裡的那些人。回顧佛教兩千五百年的歷史，我沒有發現任何一位大師不是先經過一段隱居生活而開悟的。當我最終決定去參觀大陸、看看佛教是否還存在時，我決心把精力集中在隱士傳統上，而不是寺院傳統。 當時我並不樂觀。動身前兩個星期，行政院陸委會行政秘書馬英九告訴我，共產黨早就把大陸上的隱士連同真正的出家人消滅光了。我是誰呀，還敢爭論？一個月後，與五個年輕和尚坐在那個小小的土壤寺廟裡，看著門外連綿不盡的蒼藍的終南山，喝著熱橙汁，記錄著隱士們的地址，我只有微笑的份兒了。
第二天，史蒂芬和我離開西安地區，繼續我們橫穿中國大陸的《奧德賽》。我們又爬了其他一些山，與另外一些隱士進行了交談。他們中大部分是佛教徒，但是也有很多是道教徒；大部分是和尚、道士，但是也有很多尼師和道姑；大部分上了年紀，但是也有很多年輕人。他們都很清貧，但是他們的微笑，使我們覺得自己遇見了中國最幸福、最有智慧的人。 我們所考察的山中，有一座叫太姥山，就在福建省西北角。在路上，我們碰到一位居士，他把我們帶到一個山洞前。洞裡有一位八十五歲的老和尚，他在那兒已經住了五十年了。在我們交談的過程中，老和尚問我，我反覆提到的那個「毛主席」是誰。他說，他是一九三九年搬進這個山洞的。當時這座山的山神出現在他的夢裡，並且請求他作這座山的保護者。從那時起至今，他再也沒有下過山。弟子們和當地村民給他帶上來他所需要的為數不多的東西。他需要的不多：麵粉、食用油、鹽，還有每五年左右一條新毯子或一套新衣服。他的修行方法是持名念佛，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的意思是「無量光佛」、「無量壽佛」。爬過那麼多座山，遇到過那麼多隱士之後，我們終於慢慢地明白了「無量」的含義。
下山的路上，我們停下來拜訪兩位在附近山洞裡修行的隱士。他們在那裡也住了幾十年了。作為臨別贈品，他們送給我們兩公斤「東方美人」──那是他們自己的小茶園出產的。它是我過去非常喜愛的茶種，現在仍然是。從來沒有外國人來過他們的山，所以他們想送給我們一點兒特殊的紀念品。 我們沿著山路繼續往下走，來到山腳下的一個村莊裡。 我們上了一輛公共汽車。它半路拋錨了。於是我們又換了一輛公共汽車，最後到了福州。
在旅館裡登完記，我們沖了個澡，洗了衣服，像往常一樣出去閒逛，找冰鎮啤酒。 第二天，史蒂芬和我乘公共汽車來到港口城市廈門，然後搭下一班船回到了香港。幾天後，我們回到台灣，放鬆下來。但是我們同時也做好了準備：回去作一次更長時間的旅行，拜訪全中國的隱士。可是，原來有意贊助我們的人都消失了，突然之間，我們只有靠自己了。我們考慮放棄這個計畫，或者等著，直到條件好轉。可是我們發現的東西令人難以忘懷，我們無法一直等到條件合適或者合乎我們的心意才再去大陸。我們舉棋不定，拋了兩次硬幣──兩次都是正面。於是六個星期後的八月上旬，我們又回去了。很顯然，我們不得不忘記拜訪全中國隱士的計畫，不得不把自己限定在我們的經濟能力所能承受的範圍之內。權衡了各種可能性之後，我們選擇了隱士的天堂。
中國人一直很崇敬隱士，沒有人曾經對此做出過解釋，也沒有人要求解釋。隱士就那麼存在了：在城牆外，在大山裡，雪後飄著幾縷孤獨的炊煙。從有文字記載的時候起，中國就已經有了隱士。
中國人說，他們的歷史要上溯到五千年前的黃帝時代。黃帝是目前人們所知的最早的黃河流域部落聯盟的首領，後來這些部落的人民把自己稱為中國人。但是黃帝是從兩個隱士那裡，學會了怎樣戰勝敵人和延年益壽的。從西元前二七○○年到二六○○年，他統治了一百年。大約與此同時，埃及建造了第一批金字塔。 黃帝乘龍回歸了仙班。此後，中國新生文明的領導權又經歷了幾代人。大約在西元前二三○○年時，傳到了堯的手中。兩千年以後，孔夫子稱讚堯是最有智慧的人，因為他略過了自己家族的成員而選擇了一位隱士作為繼承人。西元三世紀，
皇甫謐在他的著作《高士傳》中，記述了這件事情：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屍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屍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
許由沒有接受堯的建議，為了清除這席談話可能殘留的影響，他到河邊洗了耳朵。但是堯決意要找到一個品德優秀的人，於是他又去接近另一位名叫舜的隱士。舜接受了堯的禪讓，後來他也去找了一位隱士來做他的繼承人。《高士傳》又一次記載了這一事件：
（及堯受終之後，）舜又以天下讓卷（善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從之，不賞而民勸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靜，不知怨，不知喜。今子盛為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調五音之聲以亂民耳，丕作皇韶之樂以愚民心，天下之亂，從此始矣。吾雖為之，其何益乎！予立於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去，入深山，莫知其處。
皇甫謐所記載的這兩個故事，是從《莊子》以及其他西元前四世紀或更早的著作中擇取的。看起來中國人似乎從開始記錄中國文明早期領導者的軼事的時候起，就已經同時記載了隱士的故事。在過去的兩千年裡，他們一直重複著這些隱士統治者的故事──如果不竭力去仿效的話，那麼他們就將其視為理想人物，珍藏於心中。當然了，密集的群山是不會像人這樣做的。但是這些故事的目的不是為了創造一個隱士社會──姑且假定這是可能的──它們是針對那些行使權力的人的。它們所傳達的資訊是，權力的傳遞應該建立在美德和智慧的基礎之上，而不是裙帶關係。
這些故事構成了中國最早的政治批評。但是它們不僅僅是故事：真的有人更願意選擇荒野，而不是文明。這正是世界各地隱士傳統的基礎。而中國隱士傳統與眾不同之處在於，隱士在他們所遺棄的那個社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我自己開始瞭解中國的隱士傳統是在一九七二年。那一年，我離開了美國，搬到了台灣。台灣在上海的南面，香港的北面，與福建海岸遙遙相望。抵達之後沒幾天，我就開始了在一座佛教寺廟裡的生活：天亮前就起來誦經，夜晚聽鐘聲，一日三餐素食，一個房間，一張床，一頂蚊帳，沒有鈔票。如果我的腿太痛了，或者對禪墊感到「深惡痛絕」時，我就讀書。
除了佛經之外，我也讀儒家和道家的書。那些書裡有很多生活在山裡的中國古代隱士的故事。我非常喜愛這些故事。我能夠理解有的人什麼都不想要，而只想過一種簡單的生活：在雲中，在松下，在塵廛外，靠著月光、芋頭和大麻過活。除了山之外，他們所需不多：一些泥土，幾把茅草，一塊瓜田，數株茶樹，一籬菊花，風雨晦暝之時的片刻小憩。從黃帝時代算起到現在，中國一定有上百萬隱士了。但是，讀他們的故事時，我很懷疑他們能不能活過二十世紀。每當我問起台灣的和尚，他們都向我保證說，中國隱士已經不復存在了。經過一個世紀的革命、戰爭和壓迫之後，他們怎麼還能夠存在呢？但是，我仍然懷著疑問。
三年後，我結束了寺院生活，自己隱居在一竹子湖的山村裡。從那裡可以俯瞰台北盆地。與此同時，我開始著手翻譯一些中國古代隱士的著作：寒山、拾得、豐干、石屋和菩提達摩。十二年後，即一九八七年冬，台灣政府解除了到中國大陸旅遊的禁令，島上的人民紛紛開始探望他們長達四十年沒有見過面的親友。
一九八九年春，我決定加入這股人流，不是為了探親，而是為了尋找隱士。當一位和藹的贊助人願意為這趟考察旅行提供費用時，我打了電話給在美國的史蒂芬•約翰遜。早在兩年前，他曾經向我表示，如果這樣的旅行能夠成行，他願意作為攝影師跟我一起去。他沒有改變主意，於是我們約好兩星期後在香港碰面。我找出自己的舊森林背包，讓人釘上了新帶子。同時我也開始仔細研究地圖，尤其是那些註明人口密度的地圖。我不知道到哪裡去找隱士，但是我猜想，如果還有隱士，那麼他們一定會在山裡。但是哪些山呢？即使我們碰巧找對了那座山，我們又怎麼能找到正確的路徑，更何談那些隱士的茅屋呢？而且他們會歡迎來訪者嗎？尤其是兩個揮舞著答錄機和照相機的外國人？還有，當局會不會試圖阻止我們？一大堆問題。沒有答案。
在中國古代，隱士群體的升降沉浮是與來自都城的「風的變化」息息相關的。我想，動身進山前，我們也可以試試風向。在香港碰面後，史蒂芬和我飛往北京。我們是在四月的最後一天到達的，此前幾天，北京學生發起了結束政治腐敗和社會壓迫的運動。北京的一位德國朋友提出讓我們分享他在城郊頤和園裡的膳宿設備，我們高興地接受了。
通過新形式的對外貿易，中國保持著持續發展的趨勢，它已經開始把過去的幾處皇家園林出租給其公司能夠承擔起這筆費用的外國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的朋友恰好住在過去江青住過的那套寓所裡哻。 第二天，我們參觀了廣濟寺。廣濟寺是中國佛教協會的所在地，因此我推想，這兒可能是個開始我們的考察的好地方。我問佛協的副會長周紹良，他是否知道我們到哪裡可以找到幾個隱士。他還沒有來得及回答這個問題，廣濟寺的方丈淨慧法師哷說，他曾經聽說過西安附近的終南山裡有隱士。
我對西安地區不熟悉，正想再多打聽點兒消息，可是就在這時候，周紹良說話了。他說，中國已經沒有任何隱士了，在終南山或其他山裡漫遊，不但毫無益處，而且很危險。與此相反，他建議我們去參觀中國重新活躍起來的幾個禪修中心。他很有耐心，寫下了四個這樣的寺廟的地址。我謝謝他的幫助，大家道別。出去的路上，我向那位方丈問訊。他那淡淡的微笑，至今我依然記得。
兩天後，史蒂芬和我參觀完了城北的長城，回來了。我們的火車要去位於北京西北的古代佛教中心大同，離開車還有四個小時。但是那一天是五月四日，是現代中國第一次學生運動的七十周年紀念日。街上擠滿了遊行者，離火車站還有一英里，我們的計程車就進不去了。我們別無選擇，只好下車，背上背包，開始沿著東長安街，擠出一條路來。那天天氣晴朗。我們能夠聽到小鳥在吱吱喳喳地叫，自行車的鈴聲在響。每個人都在笑，我們陶醉了。
第二天早晨，我們痛苦地在大同醒來。大同是最沉悶無趣的城市之一，在其城外山腰上，有一千五百年前雕刻的巨大的佛像。關於這些佛像，我所留下的唯一的印象是，它們是多麼幸運，有人那麼有先見之明，在岩洞附近種植了很多丁香樹。丁香正在開花，根部有空隙，可以從下面爬過。
第二天，我們第一次冒險進入農村，去遊覽恆山。恆山是中國五嶽中最北的一嶽，也是古代隱士的家。它的風景確實是夠優美的了，但是我們沒有發現任何地方有隱士居住的跡象。
次日，我們動身向南去五台山。五台山是大智文殊師利菩薩的古道場，也是中國佛教徒所選定的四大聖山中最北的一座。五台山位於蒼茫大野的中間，我們想，那兒可能有隱士居住。
可是事實卻並非如此。視野裡幾乎沒有一棵樹。我推斷：沒有森林，就沒有枯枝；沒有枯枝，就沒有木柴；沒有木柴，就沒有茶；沒有茶，就沒有禪；沒有禪，就沒有隱士。儘管五台山上大寺廟的方丈們可能不同意我的推理，但是卻同意我的結論。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是壽冶長老的朋友。壽冶長老曾經是這座山上一座最大的寺廟的方丈，也是我在紐約第一次皈依佛教三寶的見證師。他們先後向我保證，如今所有的和尚和尼師都生活在寺廟裡。據他們所知，五台山上或中國其他任何山上，都沒有隱士。
參觀最後一座寺院時，我攔住了一位老和尚，他正在幫忙修復「文化大革命」期間被紅衛兵毀壞的一座寺廟建築。當我向他重複我的老問題的時候，他說：「當然中國還有隱士。」我的心臟停止了跳動。然後他又說：「但是當你遇到他們的時候，你認不出他們；除非他們願意讓你找到，否則你就找不到。」說完，他哈哈大笑，繼續工作去了。我不知道說什麼好，那天晚上，直到很晚我都沒有睡著，一直在惶惑我們怎麼能找到不願意被找到的人；還有，為什麼我沒有早點兒想到這一點。
第二天是文殊師利菩薩聖誕，我爬上了那一千級石階，到他的聖殿表達我的敬意，並祈求他在我們的考察過程中加持我們。很顯然，我們眼下就需要幫助。香燃盡之前，我們上了一輛公共汽車，向南出發。我的思緒再次轉向老和尚說的話上──隱士們不願意被發現。我們到底在中國做什麼呢？顯然，此刻我們不得不放棄邏輯。我們是有使命的。
然而，這使命卻被旅遊打斷了。史蒂芬和我飽覽了西安的風光，感到心滿意足──在西安的懷抱中，曾經有十一個朝代在此建都。我們花了幾天的時間滿足了自己的歷史好奇心，之後去參觀最後一個地方：草堂寺。一千六百年前，鳩摩羅什曾經駐錫於此寺，期間翻譯出了大量佛經，質量超群，文辭優美。我不能放過向這位祖師表達敬意的機會，因為我自己是個行者，所以我以居士的方式向他表達了敬意。
汽車在泥濘、車轍縱橫的路上向西安西南行駛了兩個小時之後，我們到達了草堂寺長長的紅牆之外。這些紅牆被麥田包圍著，看起來似乎是最近才修復的。除卻這座寺廟在古時候的名聲，它看起來幾乎不值得我們為到這裡而付出的努力。但是才剛進寺廟，我就因禮佛者數量如此之多而大吃一驚。大殿是這樣地擁擠，我幾乎找不到空隙在鳩摩羅什和釋迦牟尼佛像前問訊。正當我要離開時，一位老和尚從人群外走過來，向我點頭示意──原來他就是草堂寺的方丈，而吸引了這麼多信徒的眼前這一幕場景，乃是因為今天是佛誕。我怎麼能忘了呢？！
領我們參觀了寺廟的庭院之後，方丈把我們帶到他的丈室裡。我告訴他，我們正在尋找隱士。此時，他的幾個弟子也湧進屋裡。他看看他們，然後又看看我。最後說：「我對隱士的事情一無所知。但是既然你們遠道來了，為什麼不參拜一下你們拐入主路以前路過的那座山上的塔呢？那座塔裡有道宣的舍利，他肯定知道他那個時代隱士的事情。」方丈把我們送到大門口，我們依依惜別。
我們回到柏油路上，幾分鐘後，車停在方丈提到的那座山的山腳下。找了幾次路，都走錯了，後來我們找到一位老人，他願意幫我們當嚮導。半路上，史蒂芬和我開始懷疑這座山有沒有頂。小路因為最近下了雨而特別滑，我們幾次跌倒。一個小時後，我們終於爬上了山脊。
史蒂芬停下來拍攝這座山的全景，我則去爬通往那座塔的最後一道坡。我繞著這座小磚塔右行三匝，然後恭敬地向這位大師問訊──是他編撰了中國第一部佛教人物編年史。之後，我坐下來，背靠著塔的正面坐下來，眼前是一望無盡的連綿起伏的山嶺，白雲繚繞的山峰和綠松石色的小溪。它看起來像是最完美的隱居地。但是即使借助望遠鏡，我也沒有發現岩洞。沒有茅屋。沒有小徑。沒有炊煙。 我很失望，但是同時又因為終於置身於山中而感到精神振奮。我往下滑回到史蒂芬休息的地方。我們的嚮導建議從山後的小路下山，那樣走容易一些。這話正中我們的下懷，於是我們就從山後下山了。
大約十分鐘後，小徑繞過一座舊寺廟的泥牆。我們能夠聽到裡面有聲音，嚮導敲了門。門開了，五個年輕的和尚領我們穿過院子，進到一個房間裡，裡面有一張桌子、五個凳子。我們坐下來。他們幫我們倒了兩杯熱水，並往裡面加了一些東西，那東西看起來、嘗起來都像橙汁。
這種古老的待客方式使我精神一振，我又把那個必不可少的問題拿來問主人：「這些山裡有隱士嗎？」 一位和尚答道：「當然啦。你想瞭解哪些隱士？」接下來的一個小時，我們一杯接一杯地喝著熱橙汁，傾聽著一長串名單：有些人剛在山裡過了一個冬天；還有人已經四十年沒有下山了。我們發現了隱士的天堂。臨走前，我問一位和尚這些山的名字。他說：「這裡是終南山。這兒是真修行的出家人來的地方。」
一九五九年，作家賴特（Wright）在他的《中國歷史上的佛教》（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一書中，以此觀點作為結言：「我相信，中國佛教作為一個有組織的宗教，我們正在看到的是它的最後一線光明。」當時幾乎沒有人會反對這種看法。在其後的歲月裡，佛教似乎已經從中國人的頭腦和心靈中被清除掉了。沒有被燒毀或洗劫的寺院和道觀都變成了學校和工廠，倖存的極少數的寺廟被用來駐紮新的寺廟工作組，過去寺廟裡的大部分人都被強迫還俗了。在過去的三十年裡，中國國內和國外的觀察家們都斷言，這場運動是一個巨大的成功，它徹底清除了人民群眾的鴉片和迷信。大多數觀察家已經把佛教視為死去的宗教。每當我跟約翰•布洛菲爾德──他翻譯了黃檗和慧海禪師的語錄，這兩本語錄多年來指導著我的修行──談起這個話題，他都會長歎一聲，然後建議我們談點兒別的事情。 當我開始考慮參觀中國大陸、親眼去看看佛教現狀時，我斷定：如果佛教在中國或其他任何地方還存在，那麼它會更多地會依賴生活在茅篷哸或岩洞裡的比丘或比丘尼，而不是依賴生活在寺廟裡的那些人。回顧佛教兩千五百年的歷史，我沒有發現任何一位大師不是先經過一段隱居生活而開悟的。當我最終決定去參觀大陸、看看佛教是否還存在時，我決心把精力集中在隱士傳統上，而不是寺院傳統。 當時我並不樂觀。動身前兩個星期，行政院陸委會行政秘書馬英九告訴我，共產黨早就把大陸上的隱士連同真正的出家人消滅光了。我是誰呀，還敢爭論？一個月後，與五個年輕和尚坐在那個小小的土壤寺廟裡，看著門外連綿不盡的蒼藍的終南山，喝著熱橙汁，記錄著隱士們的地址，我只有微笑的份兒了。
第二天，史蒂芬和我離開西安地區，繼續我們橫穿中國大陸的《奧德賽》。我們又爬了其他一些山，與另外一些隱士進行了交談。他們中大部分是佛教徒，但是也有很多是道教徒；大部分是和尚、道士，但是也有很多尼師和道姑；大部分上了年紀，但是也有很多年輕人。他們都很清貧，但是他們的微笑，使我們覺得自己遇見了中國最幸福、最有智慧的人。 我們所考察的山中，有一座叫太姥山，就在福建省西北角。在路上，我們碰到一位居士，他把我們帶到一個山洞前。洞裡有一位八十五歲的老和尚，他在那兒已經住了五十年了。在我們交談的過程中，老和尚問我，我反覆提到的那個「毛主席」是誰。他說，他是一九三九年搬進這個山洞的。當時這座山的山神出現在他的夢裡，並且請求他作這座山的保護者。從那時起至今，他再也沒有下過山。弟子們和當地村民給他帶上來他所需要的為數不多的東西。他需要的不多：麵粉、食用油、鹽，還有每五年左右一條新毯子或一套新衣服。他的修行方法是持名念佛，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的意思是「無量光佛」、「無量壽佛」。爬過那麼多座山，遇到過那麼多隱士之後，我們終於慢慢地明白了「無量」的含義。
下山的路上，我們停下來拜訪兩位在附近山洞裡修行的隱士。他們在那裡也住了幾十年了。作為臨別贈品，他們送給我們兩公斤「東方美人」──那是他們自己的小茶園出產的。它是我過去非常喜愛的茶種，現在仍然是。從來沒有外國人來過他們的山，所以他們想送給我們一點兒特殊的紀念品。 我們沿著山路繼續往下走，來到山腳下的一個村莊裡。 我們上了一輛公共汽車。它半路拋錨了。於是我們又換了一輛公共汽車，最後到了福州。
在旅館裡登完記，我們沖了個澡，洗了衣服，像往常一樣出去閒逛，找冰鎮啤酒。 第二天，史蒂芬和我乘公共汽車來到港口城市廈門，然後搭下一班船回到了香港。幾天後，我們回到台灣，放鬆下來。但是我們同時也做好了準備：回去作一次更長時間的旅行，拜訪全中國的隱士。可是，原來有意贊助我們的人都消失了，突然之間，我們只有靠自己了。我們考慮放棄這個計畫，或者等著，直到條件好轉。可是我們發現的東西令人難以忘懷，我們無法一直等到條件合適或者合乎我們的心意才再去大陸。我們舉棋不定，拋了兩次硬幣──兩次都是正面。於是六個星期後的八月上旬，我們又回去了。很顯然，我們不得不忘記拜訪全中國隱士的計畫，不得不把自己限定在我們的經濟能力所能承受的範圍之內。權衡了各種可能性之後，我們選擇了隱士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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